制造業全球產業格局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而資源稟賦變化、國際政經關系、技術變革和外部沖擊，是影響制造業產業格局演變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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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催生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和“逆全球化”抬頭，世界各國比較優勢持續改變等因素，推動制造業全球產業格局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推進、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還將進一步改變制造業全球產業格局。
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既面臨著日趨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帶來的挑戰，同時在產業基礎、創新能力、人力資源、市場規模等方面的優勢也給中國制造業向高質量發展邁進、向全球價值鏈高端攀升、增強在全球產業中的話語權奠定了基礎，新工業革命為中國制造業在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領域的并跑、領跑提供了歷史機遇。
2005年以來，全球制造業增加值和出口格局呈現中等收入國家、東亞和太平洋國家快速崛起的特征，但2015年以來的變化趨緩。由于中等收入國家國內供給能力的增強、市場的擴大，以及“逆全球化”等因素的影響，全球價值鏈呈現“縮短”的趨勢。
進入新世紀以來，全球制造業最顯著的變化是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和發達國家的相對衰落。2005年，不同收入水平國家制造業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分別為：高收入國家占74.5%，中等收入國家占25.3%，其中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占20.8%，中等偏下收入國家占4.4%，低收入國家的工業化水平極低，制造業增加值僅占全球的0.2%。
此后的十余年間，高收入國家制造業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下降到2018年的53.8%，而中等收入國家提高到2019年的46.7%，其中尤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變化為大，提升了近20個百分點。低收入國家、最不發達國家制造業增加值比重分別提高0.2個百分點和0.8個百分點。但2015年之后，無論是發達國家比重的下降還是中等收入國家比重的提高都大幅度放緩。
從制造業的地域分布來看，呈現出由北美、歐盟、東亞和太平洋三足鼎立到東亞和太平洋明顯占優的變化趨勢。2005年，北美、歐盟、東亞和太平洋制造業增加值占世界比重分別為23.8%、24.3%和31.5%，到2017年北美比重下降到17.8%，歐盟比重下降到2019年的16.8%，而東亞和太平洋比重提高到45.6%。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高收入國家以外的國家提高明顯，從占全球的12.2%提高到32.4%。世界其他地區中，南亞占比從2.1%提高到2019年的3.7%；中東和北非占比基本保持在3.1%水平，而拉美和加勒比雖然在2008—2010年間有明顯提高，但2019年比2005年降低0.6個百分點，撒哈拉以南非洲提高0.2個百分點。
制造業在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區域的分布狀況變化反映了各國制造業競爭優勢的變化，而這一點又在各區域和國家的全球出口份額上表現出來。從不同收入分組國家來看，2005—2018年間，高收入國家制成品出口占比從77.13%下降到68.01%，中等收入國家制成品出口占比從23.31%提高到31.47%，其中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占比從19.64%提高到26.93%，中等偏下收入國家占比從3.58%提高到4.43%。
但2015—2018年間，各收入分組國家制成品出口比重基本保持了穩定。從不同地區國家分組來看，2018年世界制成品出口國主要集中在歐洲和中亞、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分別占全球制成品出口額的42.00%和39.74%，其次為北美占8.95%、拉美和加勒比分別占8.95%和4.11%；中東和北非、南亞、撒哈拉以南非洲占比較低。
2018年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制成品出口份額相比2005年提高7.37個百分點，但與2015年相比變化不大。歐洲和中亞地區2018年制成品出口份額比2005年下降4.96個百分點，但相比2015年提高1個百分點；北美地區2018年的份額比2005年下降2.96個百分點，比2015年下降1.37個百分點；南亞地區2018年份額比2005年提高0.77個百分點，但比2015年略有下降。
從不同類型產品出口的地區分布變化來看，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歐洲和中亞是制成品（包括資本品、消費品和中間品）最主要的出口地區，其次為北美。而原材料出口的地區分布相對比較平均，最高的歐洲和中亞占比在30%以上，東亞和太平洋、拉美和加勒比、北美均在10%以上。2015～2018年間，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資本品、消費品、中間品和原材料出口占世界比重均有所下降，而歐洲和中亞地區上述四類產品占世界比重均有明顯提高。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北美地區、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原材料出口占比分別提高1.31個百分點、2個百分點和2.7個百分點。
全球價值鏈的縮短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是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國內創新能力提高，國內配套能力增強，許多中間投入品實現了國內生產而無需到國際市場上進行采購。根據WITS數據庫的數據，從2005年到2018年，中國出口商品中資本品的比重從42.18%提高到45.92%，而進口商品中資本品比重從48.47%下降到40.11%，中間產品比重從24.73%下降到20.32%，表現出中國資本品與中間產品自給能力的增強。
二是隨著經濟增長和收入水平的提高，發展中國家本土市場規模持續擴大，更多本國制造的商品就地銷售而不是出口到國外。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數據顯示，由于本國消費者的購買增加，印度出口服裝占最終產量的比例從2002年的35%下降到2017年的17%。
三是機器人、人工智能，以及工業互聯網、智能制造等技術的不斷成熟，“機器換人”更加普遍，產業的資本密集度、知識密集度不斷提高，原本容易實現全球勞動力成本套利的產業鏈布局在一國內部也變得有利可圖。美國等國家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推動的制造業回流也對全球價值鏈縮短產生一定影響。此外，生產靠近市場帶來的供應鏈響應速度的提高，美國發起的一系列貿易摩擦，購買本國貨的“溢價”，價值鏈本地化對供應鏈韌性的改善等因素也在全球價值鏈縮短中發揮了作用。
近年來，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分工地位明顯提高。中國制造業的全球價值鏈前向參與度與后向參與度在2010年之后均呈下降趨勢，低技術和中高技術制造業呈現從下游向上游轉變的趨勢。但總體上，中國對高技術產品進口的依賴程度仍然較高。
用半導體及相關產業、航空航天產業、光學影像和醫療器械產業、機械設備及其零部件、機動車零部件和發動機等典型產品代表創新密集行業，2018年中國創新密集型行業進口和出口比例分別為26.0%和15.9%，其中進口供給率最高的美國、德國、法國創新密集型行業對中國的影響比例分別為92.3%、45.8%、47.2%。
產業在大空間尺度的分布是無數企業生產區位布局決策的集中體現，而企業選擇將生產經營部門或價值鏈環節布局在哪個區位是出于利潤最大化的考量。企業的經營過程就是組織各種生產要素進行生產，并將產品在市場中進行銷售，從而獲得收入和利潤。這個過程中涉及到要素價格、要素組合的效率，以及與生產組織、銷售過程相關的運輸成本、交易成本。不同的產業所需的要素投入及其組合不同、市場不同、運輸成本不同，因此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會選擇在不同的區位進行布局。也就是說，生產的空間格局取決于產業的內在特征與運行規律，同時也會受到技術變革、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外部沖擊、國內政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
資源稟賦條件并不是一成不變的，特別是高級生產要素會隨著經濟發展和資源的投入而發生改變。例如，隨著發展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必然隨之上漲，原本具有勞動力成本優勢的發展中國家的低成本優勢會逐步削弱，導致相應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其他國家和地區轉移。如果該國家或地區又積累形成新的優勢要素（如熟練工人、工程師），則會加強對其他產業的吸引力，形成國內產業的更替。因此，制造業的產業格局會隨著地區間資源稟賦的變化而改變。
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對產業空間格局的影響是通過改變生產要素和最終產品的流動性發揮作用的。各種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存在顯著差異，土地以及附著其上的自然資源、區位條件完全無法流動，人力資本的流動受到各國邊境管理和國內就業規定的限制。相比之下，最終產品、資本、技術的流動性較高。
要素和產品的流動性越高，各個產業和產業的各環節就會越按照其要素投入特征與各國（地區）資源稟賦的匹配性，以及目標市場、運輸成本等經濟因素的綜合考慮來布局生產能力；反之，當要素和產品的流動受到阻滯時，經濟因素在產業區選擇中的作用下降，如何使生產活動能夠進行，以及市場能夠獲得需要的產品成為最需要解決的問題。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受到各國政府不同程度的管制，以及國際經貿規則的約束。
二戰以來，投資和貿易自由化是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發展的主要方向。在全球經濟自由化的推動下，資本、技術和產品的流動性提高，跨國公司得以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最優生產區位，形成了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的全球價值鏈分工或產品內分工的格局。
但事實上，雖然全球化是歷史大勢，但阻礙全球化的因素一直存在，且在一些時間段有所加強，經濟全球化不時出現逆流。例如，戰后的“巴統協定”“瓦森納協定”一直對一些國家的高科技產品進口進行限制；世界各國也都在利用各種貿易和非貿易壁壘加強對本國產業的保護；因政治、軍事、法律等原因對產品出口實施限制或對某國實施禁運也時有發生。各主權國家采取的對研發、產業發展進行補貼等產業政策，也會在一定程度上使要素價格、供給、需求發生改變，從而影響企業生產的區位選擇和全球產業的空間格局。
技術變革從多個方面影響全球產業格局。一是影響產業結構。一些新技術的商業化會形成新產品、新模式、新業態，對原有的產品或服務形成替代，從而形成新產業。顛覆性的變革不僅會在具有傳統產業優勢的地區產生，甚至原有的優勢還會形成對新技術發展的阻礙，優勢企業本身也存在著阻礙創新的戰略剛性。例如，支票、信用卡不普及的中國成為移動支付最普及的國家。
二是影響資源稟賦。技術的發展會使資源的重要性發生改變，一些以前重要資源的作用下降，一些曾經沒有價值的資源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因此，造成一些原有資源優勢地區的產業衰落，新要素豐富的地區的該要素密集型產業獲得快速發展。工業革命以來，能源經歷了從煤炭到石油、天然氣，經過核能，再到以太陽能、風能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轉型的過程。知識、技術、管理乃至數據也逐步進入曾經由資本、勞動、土地等天然要素構成的生產函數。
三是影響交易成本和運輸成本。交易成本和運輸成本是影響企業向用戶交付產品最終成本的重要因素，信息技術和運輸技術的發展總體上使交易成本和運輸成本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生產接近用戶的重要性逐步降低。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大規模離岸外包以及產品內分工的重要推動力，即信息技術和運輸技術發展帶來的成本下降，使得生產環節在全球分布，并最終在一個地方組裝成最終產品，在經濟上更加有利可圖。移動互聯網、物聯網、區塊鏈等技術仍在繼續推動交易成本的快速降低。
自然災害、戰爭、瘟疫等外部沖擊具有突發性、不可預測性，這些因素會劇烈地改變短期供給和需求，使全球供應鏈遭到破壞，進而對生產要素的組織調配、生產的區位選擇等方面產生影響。
例如，發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中，中東主要產油國大規模削減產量、減少供應，造成發達國家石油供應短缺、價格暴漲。此后，西方發達國家一方面建立石油戰略儲備應對石油供應中斷風險，另一方面開始推動能源節約技術，發展可替代能源產業。又如，日本是世界主要汽車零部件、電子元器件供應國，2011年3月日本福島地震和海嘯造成日本國內企業的大面積停產，一些關鍵汽車和電子零部件嚴重供應不足，影響到全球許多汽車整車廠的生產，也推動一些跨國公司考慮供應鏈供應來源的多元化。
在生產全球化水平低、各國之間主要開展產業間分工的時期，由于外部沖擊大多是局部發生，因此它對生產活動的影響也多是區域性的。但是在生產高度全球分工的階段，世界各國的產業鏈、供應鏈環環相扣，相互之間高度依賴，特別是汽車、電子等產業的產品復雜度高、產業鏈長、國際化水平高。高度細化的全球產業分工在顯著提高生產的總體效率的同時，也使產業鏈、供應鏈變得更加脆弱，一旦由于外部沖擊造成某個國家的生產受到沖擊，全球整個產業都可能受到影響。
